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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事件,原本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和体育事件,但被某些人带节奏后掺进了太多的政治元素和道德绑架。观察孙杨事件,应当从事发经过、国际反兴奋剂规则和听证会双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立体观察、理性分析和独立思考。虽然在当前遥舆论生态下,保持独立思考、防止被带节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正和君还是花了三、四天的时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试图用客观的事实和严谨的论证为人们提供观察这一事件的科学角度。

孙杨事件历时时间长,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多,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本文近8000字,请各位看官耐心看完。
 

(一)事件始未
2018年9月4日晚,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3名工作人员对孙杨进行赛外兴奋剂飞行检查。该检查由国际泳联委托IDTM找孙杨取样。IDTM的执行团队由主检官杨冰柔和血检官林黄氛、尿检官武兵组成,他们去之前告知了孙杨且预约了时间地点。取样过程中,孙杨积极配合。当知道执行采样的三人中,除主检官杨冰柔具备授权外,其余两名助理不具备资质时,孙杨提出异议并在第一时间请示领导,但在等待领导决定的过程中,仍配合抽血工作。随后,孙杨的队医巴震紧急前来阻止样本被带走。孙杨一方给出的理由是助理没资质,依据的是一份指南文件(注:并非官方正式的硬性规章文件)。根据后来公布的视频,孙杨在配合采样和交涉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当时,主检官也认可孙杨的质疑,并签字表示不带走取样样品。随后,在孙杨、主检察官的注视下,血样被孙杨的母亲叫来的别墅保安砸掉破坏,导致检查最终未能完成。
2018年11月19日,国际泳联(FINA)就此事在瑞士洛桑举行听证会,并于2019年1月裁决此次检查无效,孙杨不存在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行为。

2019年3月12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因不满裁决结果,将孙杨和FINA告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

2019年11月15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瑞士蒙特勒就该案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并通过网络进行全球直播。

2020年2月28日下午5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仲裁结果。CAS认为,当时对孙杨进行反兴奋剂检查取样的工作人员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孙杨对自己破坏反兴奋剂取样的举动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且孙杨不能因单方面认为反兴奋剂取样程序不合法而破坏取样。CAS以孙杨干扰兴奋剂检测程序(Tampering with any part of Doping Control)为由,决定从即日起对孙杨禁赛8年。同时,CAS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孙杨在2018年9月4日抗检前有任何服用兴奋剂行为,其在裁决前的所有比赛成绩仍然有效。
 

(二)争议焦点及仲裁
 
CAS根据仲裁规则组成三人仲裁庭,分别由CAS及原告、被告方各任命一人。原告方WADA任命英籍皇家大律师Romano Subiott为仲裁员,被告方孙杨和FINA任命伦敦大学教授Philippe Sands为仲裁员。CAS上诉部指定Franco Frttini为仲裁庭主席。

仲裁庭经过公开听证后明确了以下事实:2018年9月4日,IDTM代表FINA抽取了孙杨的血液,但放置血液的密封箱被破坏,血液也未被带走;当晚尿检程序因孙杨方的反对没有进行。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孙杨是否有权以检测人员资质不合规为由,拒绝飞行检查。

这个争议焦点,又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检测团队的资质问题,即执行检测的人员是否符合WADA及《国际检测与调查标准》(ISTI)关于检测人员所必须具备授权的强制性规定。

当晚检测人员提供给孙杨的资质文件包括:FINA出具给IDTM的格式授权书(未载明孙杨及检测官名字),主检官的IDTM身份文件及个人身份文件,血检官的护士资格证,尿检官的身份证。

ISTI5.3.3条规定,采样人员需持有采样机构(本案中即IDTM)提供的官方文件,如检测机构的授权书,以证明(采样人员)具备从运动员处采集样本的授权。主检官还需持有标明其名字、相片和有效日期的补充身份证明(如采样机构的身份证件、驾驶证、健康卡、护照或类似的有效证件)。

双方对当晚检测官所提供的资质文件没有异议,争议集中在当晚检测官提供的这些文件是否足够和充分,要害在双方对ISTI规则的理解存在分岐。
孙杨一方在听证时表示,他们发现尿检官没有兴奋剂检查资质后立即致电主管领导和队医报告此事,并请尿检官离开。血检时,血检官出示了护士证,于是孙杨让她抽了血,但队医赶到时发现血检官的护士证注册地在上海,而不是检测所在地杭州,认为这也不符合兴奋剂检查资质要求,便阻止血检官带走血样。归结起来,孙杨一方认为尿检官和血检官不具备ISTI规定的资质。

WADA对规则的理解与孙杨团队完全相反。WADA标准与协调部副主任Stuart Kemp作证时表示,检测机构(即FINA)需要向执行机构(即IDTM)开出一份委托书,但不会写上被检运动员和检测官的名字。该委托书就是检测人员的资质确认文件。所有检测人员作为一个整体需要确认他们具备取样和检测资格。但具体到每一位检测人员,只需携带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明证件(IDTM卡)即可,并不需要为每一位检测人员开出授权文件。检测官员只出示FINA的授权信是常见的情况,而检测官员的助理人员是可以不提供单独的授权文件的。归结起来,WADA认为,检测资质是对检测团队的概括授权,而不是一一授权。检测团队只要拥有检测机构开具的委托书就足够了,主检官员则需要出示执行机构的身份证明文件,而其他助理人员则不必要。因此,这次事件中的执行团队,是完全符合ISTI规定的。

孙杨团队还援引另一份文件——《ISTI血样采集指南》,提出采样人员中的每一位成员均需出具授权文件。但WADA标准统一处副处长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时表示,孙杨方所依赖的《ISTI血样采集指南》是对“最佳实践”的建议,但不是强制性规定和标准。换句话说,你孙杨援引的是共产主义标准,而我们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准。Stuart Kemp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孙杨方援引的指南是理想的模范操作,但在很多情况下是做不到的。比如,被检运动员若是根据大赛成绩抽查确定,在决赛完成之前,检测对象是不确定的,也就不可能提前准备写明运动员名字的授权文件。而这恰恰是本案的情形,因为孙杨被检测正是因为他刚从雅加达亚运会摘取游泳项目金牌。

根据ISTI的规定和WADA的作证,对取样官员的资质问题,人们已经不难作出判断。显然,仲裁法庭倾向于按照WADA的解释来认定取样官员的资质。最终,仲裁庭认定,取样的工作人员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孙杨有没有权利拒绝飞行检查
反兴奋剂的一条公认的国际准则是:“反兴奋剂测试的逻辑规则决定了,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允许,运动员即便有异议也需要提供样本;否则,运动员们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样本,测试将无法进行。”孙杨在完成取样后,基于对取样官员资质的质疑,破坏了样本。仲裁法庭根据反兴奋剂国际公认的这一准则,要求孙杨提供破坏样本的合理解释和理由。而孙杨除了重申检测官员不具备资质外,提不出其他理由,但检测官员的资质已经被法庭认定没有问题了。
WADA在听证会上还提出了一项看起来比较有力的证据。他们列举了孙杨所接受的180多次检测中,有超过60次的检测,其检查官资质和这次是一样,也就是只有主检官提供了资质文件,但以往孙杨及其团队都充分配合,只有这次如此强硬抗拒。而且近几年来全球超过3000多例抽检中,都是按只有主检官一人获得授权的资质标准进行的,除了本事件之外,没有出现过其余争议或者运动员不配合的情况。
根据WADA的规定,任何被飞行药检突然传唤的运动员如未在限定时间内到场接受兴奋剂检查,或者拒绝提供尿样都将被看作是拒绝接受检查,从而会受到处罚或被宣布兴奋剂检查结果为阳性。最终,包括孙杨任命的仲裁员在内的全部3名仲裁员一致裁定,“孙杨对自己破坏反兴奋剂取样的举动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且孙杨不能因单方面认为反兴奋剂取样程序不合法而破坏取样。

 
(三)对孙杨及其行为怎么看?

从竞技比赛的角度看,孙杨无疑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亚洲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他推动了中国游泳事业的发展,也为祖国带来了无数荣誉。

但是,守规则应当渗入运动员的血液,是运动员行事的底线,因为任何一项竞赛都是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的。没有规则就没有体育比赛,没有一个冠军是建立在犯规的基础上的。不遵守规则的运动员,不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运动员。
反观孙杨,一路起来争议不断,常常和规则博弈。正和君在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
●2011年武汉全国游泳冠军赛期间,其母要求搬进运动员所住宾馆照顾孙杨,遭到泳队反对,但在孙杨坚持下,其母还是搬进去了。

●2013年2月,因为谈恋爱及商业活动多次缺席训练,和主管教练朱志根(从孙杨12岁时就带他,情同父子)爆发冲突,便要求更换教练,虽受到通报批评、三停的处罚,并向朱志根道歉,但两个月后还是坚持要换教练,最终只能更换张亚东为孙杨的代理教练。巴塞罗那世锦赛后,在张亚东斡旋下孙杨重回朱志根门下,结果到2014年朱杨又爆发冲突。

●2013年10月全运会后,在未向泳队报备的情况下擅自离队去泰国旅游,泳队和他联系不上,导致错过一次飞行药检,由领导出面解决,最后不了了之。

●2013年11月,无证驾车与公交车刮擦,被拘留7天,遭到三停处罚。在此之前,他女友就发微博说孙杨开车带她出去玩,但是没驾照。

●2014年5月,在全国游泳冠军赛赛后药检中,孙杨被查误服曲美他嗪,被禁赛三个月,其队医巴震负主要责任被禁赛一年。2014年5月到8月正好没有比赛。这个处罚按规定应该20天内通报,但实际是半年后才向外界通报。而9月份仁川亚运会上,处在禁赛期间的巴震却和他形影不离,在赛场中为他做按摩。11月公布处罚结果后,吃瓜群众才发现巴震违规参赛,在2015年5月原禁赛期满后巴震被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追加处罚。

●就在大前天,即2020年2月29日,孙母在朋友圈爆料,2014年亚运会结束后的10月份,“有领导来劝说我们,如果这样的处罚结果(指口头警告)报上去,可能会通不过。反正现在亚运会已经结束了,不会影响成绩,最后结果也不对外公布,我们可以把处罚说成是2015年5月份到8月份禁赛三个月。”孙母相当于在朋友圈引爆了一个大瓜——孙杨2014年的处罚是假处罚。

●2015年8月,巴西世锦赛期间在训练池与巴西女运动员冲突,15名巴西选手加入骂战,并可能成为孙杨退赛的原因(有关方面不承认退赛与此有关)。

●2018年雅加达运动会,安踏是中国代表队的赞助商,按规定国家队成员都是统一着装,但孙杨在200米自由泳决赛夺冠后的颁奖仪式上却穿着361°上台,当时中国队包揽前三,安踏是白色服装,361°是黄色服装,所以看起来象是两个国家的运动员。这件事儿迫使安踏公开发布谴责声明。在之后的比赛中,孙杨登台时也穿着安踏,却披上国旗把安踏logo遮挡。

综上,孙杨在屡次和规则对抗中都是赢家,直到这次翻车。孙杨确实是难得人才,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替代的人才。是故,领导们对其溺爱有加,就像有些父母对待独生子女一样,凡是孙杨要求的,无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能满足尽量满足,甚至屡次对他进行破例保护。因为长期给予他的特殊待遇甚至特权,造就了他的任性,甚至导致他思想膨胀、漠视规则。

据报道,在2018年9月4日晚上,当药检人员感到难以拿走样本时,向WADA的一个官员寻求帮助解决。当时,这位官员向孙杨提议,可以把血样由双方见证送至中国反兴奋剂实验室保存,在之后拿到孙杨认可的授权文件后,WADA再取走血样,可惜被孙杨拒绝了。这个方案,既满足了孙杨对检测资质的关注,也能确保检测顺利进行,应该是个不坏的方案。另外,在听证过程中,仲裁员表示,孙杨可在配合取样的同时发表异议,即“有异议地接受检测”,而不是当场撕毁试卷。总之,当时孙扬并非没有其他选择,那他为何毅然选择拒绝配合呢,恐怕还是对不配合检测的后果缺乏预期和评估,是把WADA看成国内的体育管理机构,是一贯我行我素的作派使然。说到底,是对规则缺乏应有的敬畏。

在仲裁庭听证会上,孙杨辩解道,药检人员没有郑重、明确地告诉他砸了血样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而当孙杨任命的仲裁员反复问孙杨,“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万一对授权文件的理解是错的,怎么办?”。但孙杨一直避而不答。这是怎样一种思维方式呢?一个运动员不知道犯规的代价,和一个公民不知道违法的后果有什么两样呢?

其实,地雷是在他一次又一次摆平各种事件时就已经埋下了,无非导火索是那天晚上点燃的。殊不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起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四)对孙杨事件怎么看?

仲裁结果出来的当天,孙杨通过微博表示一直坚信自己的清白,公开了检测当日视频,质疑所谓“暴力抗检”,并通过律师发表一份声明,重复听证会上的证词,指出血检官林黄芬只提供了护士资格证书(编号09092081),没有提供其他任血检官的资历证明,尿检官武兵(杨冰柔的同学)只提供了中国公民居民身份证,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尿检官的资质证明,都属于无关人员。声明还表示,将在30日内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中国游泳协会第一时间表态,对裁决深表遗憾,重申当日的检查使用了未经专业培训、不具备法定资质人员采集运动员样本,活动是非法和无效的;支持孙杨继续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体育组织、兴奋剂检查代理机构改进、完善规则,严格执行规则包括兴奋剂检查人员资证要求。

WADA在得知仲裁结果后发表声明,称对CAS的判决感到满意。

NINA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称将执行CAS对孙杨禁赛8年的裁决。

而国内舆论迅速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一派坚决挺孙杨,认为他没有错,CAS冤枉了他,一些人当然又习惯性地扛起爱国主义大旗,重拾阴谋论旧调,认为是某些组织被西方敌对势力把持、搞双重标准、故意针对孙杨,甚至把矛头直指检测执行者杨冰柔等人。另一派,则是指责孙杨无视规则,甚至怀疑他当天嗑药,阻扰检测是故意为之。

正和君的态度是:体育回归体育,法律回归法律,没必要把一个纯粹的体育界的法律问题泛政治化、阴谋化。

1、孙杨事件应该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孙杨已明确表示将向瑞士联邦法院上诉,同时在国内起诉主检测官。正和君支持孙杨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也祝愿他峰回路转,再续游泳运动的生命。当然,既然已经决定上诉和起诉,就让一切问题回归法律程序和法律轨道,让法律去解决法律的问题,切莫让舆论左右司法。在仲裁结果公布特别是孙杨宣布要起诉主检测官作伪证后,杨冰柔等检测人员成为网络暴力的攻击对象,人肉搜索、卖国、间谍等字眼充斥网络。反兴奋剂是人类体育事业共同的任务,就象反毒品一样。WADA是个国际组织,在各个国家都需要有执行人,没有杨冰柔,可能要有李冰柔、王冰柔......。理智想想,杨冰柔只是受雇于IDTM。古人讲,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为雇员,她应该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杨冰柔是合理履行职责,还是刻意作伪证,应该留给法院去解决,而不能事先进行舆论审判,孙杨更不应该利用自己的舆论力量去影响审判的进程。过去,我们的舆论审判左右司法审判的案例实在太多了。
2、孙杨事件应当去政治化。中国已经不是靠体育证明强国的年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今非昔比。中国的体育事业并非孙杨一人独立支撑,搞垮孙杨不意味着搞跨中国体育。正和君相信,WADA也好,CAS也罢,没有必要刻意和中国过不去。另外,类似的事情并非没有先例。2003年巴西游泳运动员阿泽维多,因怀疑检测人员的的专业性和公正性而拒绝接受药检。CAS经过审理认为,“毫无疑问,我们认为,反兴奋剂检测和DC规则的内在逻辑要求并期望,无论何时,不管运动员是否反对,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允许,均应提供样本。否则,运动员们将会系统性地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样品,使得检测无法进行。”于是阿泽维多最终败诉。历史案例说明,CAS是基于维护反兴奋剂的国际秩序作出的仲裁,是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国。“阴谋论”只会蒙蔽自己的眼睛、拉低自己的智商。孙杨也只是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而已,他代表不了中国体育,更代表不了中国,请不要再搞“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不能尊重中国”这样的道德绑架,也不要再发出听证会总结陈词时所发出的——“这件事背后有一只黑手在操纵媒体、引导舆论、抹黑事实”那样的阴谋论论调。虽然道德绑架、阴谋论的很廉价、很直接,某些时候也很管用,但对社会情绪的毒害不可低估。因此,孙杨事件应当尽快与政治解构,尽快回归体育的本质,在体育的范畴内去关注、去讨论。
3、孙杨及其家人也应理性面对。8年的禁赛,对孙杨的体育生涯和事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其家人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此时此刻,有委屈、有报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孙杨毕竟是顶尖级运动员,是公众人物,即使遭到8年禁赛,也没有否定其此前取得的成绩。孙杨及其家人,应当有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的行为尺度。曝光检测者身份信息、抖出管理层6年前假处罚和此次指定律师的猛料、攻击甚至侮骂律师等行为,似乎有值得商榷之处。越是在艰难时刻,越要理性面对。孙杨毕竟还年轻,本人及家人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一是打好官司,作最后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二是做好翻不了盘的准备,今后如何利用此前积累下来的成绩、光环和资源,漂亮转身去开启人生的第二份事业。发泄解决不了问题,任何善良的国人,都不希望孙杨就此趴下!
 

(五)孙杨事件的启示

孙杨虽决定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但翻盘的机会确实渺茫。从法律上看,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有权撤销CAS裁决的情形相当有限,他们不会对仲裁庭就事实的认定、规则的解释、适用及推理作实质审查,而仅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即只有在仲裁庭的组成、独立中立、管辖权有严重瑕疵,或是违反仲裁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情形下,CAS仲裁裁决才可能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在孙杨案公开听证结束时,仲裁庭已向孙杨和FINA、WADA确认,当事三方均对仲裁程序的正当性表示满意。因此,孙杨案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翻案的可能性仅在理论层面存在。从历史上看,自CAS成立以来,翻案比率只有约7%。因此,孙杨翻盘的机会只是理论上存在。

事情已经发生,结果很难改变。无论事件今后走向何方,但事件本身对国人特别是体育界的冲击业已造成。我们似乎可以从这起事件中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运动员当加强修养。如果药检现场,孙杨能够理性平和一些,能够不那么冲动,这个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灭秦者非六国也,乃秦也。毁掉孙杨游泳运动员生涯后半场的,可能正是孙杨自己,是他的个性、任性,甚至跋扈。运动员因为自身的修养问题导致公共信任危机,从而断送运动生涯、导致人生逆转的事件,也不乏先例。因此,运动员加强自身修养,特别是成名后,能够守住本心,不骄傲、不膨胀,切实发挥社会正向作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这方面,姚明是值得众多运动员们学习的。

第二,国家层面应深刻反思。如前所述,在孙杨一路成长过程中,管理层面无原则的宠爱,尤其是误服药物后居然搞假处罚,难道不该反思、不该负责吗?孙杨在听证会上证实,药检当场发现检测人员资质问题后立即报告了主管领导。显然,后来孙杨采取的行动是得到领导认可的,甚至是领导指使的。孙杨年轻气盛不知后果,难道领导也那么任性吗?难道有关领导不该为此负责吗?在整个仲裁过程中,中国的官媒和体育机构开足马力挺孙杨,尤其是仲裁结果出来后仍然不改之前的语气,这种从国家层面上为个人行为背书、把国家声誉与个人捆绑的做法,难道不值得商榷吗?据孙杨的母亲爆料,领导为孙杨的仲裁指定了律师,而且不让替换,即使这种指定的背后没有猫腻,这种做法显然也是过分的。

第三,重视参与体育国际治理。从目前报道出来的情况看,WADA的做法并非无懈可击,但孙杨团队在听证会上似乎不能很好地聚焦重点,抓住对方的要害。孙杨团队部分律师、翻译的水平也确实不敢恭维。另外,孙杨团队也暴露出应诉准备不足等问题。以上情况,不见得是决定仲裁结果的根本因素,至少是有可能影响仲裁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应对国际体育诉讼的能力亟待提高。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今后中国面临的体育国际纠纷必然越来越多。孙杨事件不是第一例,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例。因此,中国需要加快培养熟悉国际体育法律事务、谙熟西方法律规则的法律人才。同时,要借助中国体育实力增强的机会,多向国际体育组织输送官员和专业人员,提高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特别是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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